祝贺！吴冠军教授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以「优秀」结项

华东师大政院 华东师大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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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CNU SPIR

吴冠军

华东师范大学特聘教授、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政治学理论专业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领军人才，奇点研究院院长，从事以技术-艺术-物理-政治-教育为中轴的跨学科学术研究

此前，我院三位教师纵向科研项目已于2025年度顺利结项，其中吴冠军教授的国家社科重大项目“ 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 ”以“优秀”结项，学校已有推介，现将其转载如下。 本公众号此前在吴冠军教授荣获上海社联第十七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之际，曾藉此回顾其治学道路中的重要脉络：一方面，聚焦其围绕技术前沿展开的当代政治学深度思考与持续积累的研究成果；另一方面，也呈现其在跨学科育人方面的多元探索与实践经验。二者相互贯通，逐渐凝练出其研究与教育实践相统一、且影响深远的学术风格。欢迎读者值此之际，一同重温。 项目信息

项目名称：后现代主义哲学发展路径与新进展研究

项目负责人：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 吴冠军

项目类别：2018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成果概要

上个世纪70年代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兴起，激进地拆解了传统学科壁垒。 通过“游牧”“去领土化”与“小叙事”等异质化策略，后现代主义哲人们实现了对哲学范式的深刻更新。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后现代主义哲学及其当代发展”旨在系统梳理五十余载的演进脉络，并进而推动中国哲学学人实质性地参与当代全球哲学图景的形塑中。

后现代主义哲学的演化线索与多维面向

“后现代主义”思潮自1970年代崛起于欧洲大陆时，便与“哲学”存在深层次紧张。“哲学的终结”本身是后现代主义的一个“哲学主张”。经历“后现代转向”的欧陆哲学虽表现出反对“哲学”的姿态，但其反对对象实为两种具体意义上的“哲学”：其一，是以追求“关于整体的知识”（knowledge of the Whole）或探寻“真理”为旨归的“形而上学”；其二，是哲学数千年发展所形成的具有固化疆域、规范、论题、传统的经院化、专学化“哲学”。二者合称“传统哲学”。后现代哲人呼唤的是“传统哲学之死”，而非“哲学之死”。

通过激进的重新阐述，“后现代主义哲学”可成为一个合法的学术概念。此阐述聚焦于哲学之宗旨与定位的双重重构。其一是哲学宗旨的重构，即从传统哲学的真理宣示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理论工具箱”（theory as toolkit）转向；其二是哲学定位的重构，即从传统哲学的固定学科疆域到后现代主义哲学的一种“无学科”（non-disciplinary）的游牧思想实践。通过对哲学宗旨（从真理宣示转向理论工具箱）与定位（从学科疆域转向游牧实践与生活形态）的激进重述，“后现代主义哲学”成功消解了其与“哲学”的紧张，完成了自我证成。与此同时，后现代主义哲学的发展可被理解为在回应批评者之学理挑战中逐步展开：来自“古典派”“启蒙派”“激进派”的批评与挑战，促使后现代主义在多向度上获得深层次发展，并催生出（1）后马克思主义、（2）生命政治学、（3）后人类主义等新理念与新形态。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马克思主义的范式迁移

“后马克思主义”（post-Marxism）作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激进政治想象的产物，由拉克劳与穆芙率先开启，最初以其鲜明的后现代姿态跃入国际学术视野。 随着这一旗帜下的阵营不断壮大，思想家们不仅推动了该思潮的学术繁荣，更在互文性的对话中持续重写与更新其理论底色。 这一阵营内部呈现出极具张力的思想图景：既包含如拉克劳、穆芙及奈格里等对后现代逻辑持有深切同情的学者，也涵盖了如巴迪欧、齐泽克等对其展开深刻批判的思想先锋。 总体而言，后马克思主义通过承接后现代主义的核心议题，将批判视阈进一步锚定在政治领域的核心腹地。

通过衔接欧陆哲学与中国实践，我们可以深入解构“中国道路”如何借由本土化阐释完成对“西方中心主义”逻辑的超越。 二十一世纪中国加速的现代化转型，其深层动力源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语境下的创造性重构，形构了“学以致用”的中国化解释路径。 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成功将《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的哲学认识论转化为破除思想禁锢、开启改革开放的行动本体论。与此同时，《资本论》的研究在中国迎来了新的高峰，其兼具经济科学、社会哲学与实践之学的多维属性在当下语境中被全面激活。中国学者在经典理论与本土现实（尤其是资本要素的引入）的“参差互释”中，围绕国家与市场、所有制及分配治理等核心命题，构建起理解自身实践的话语体系，这标志着中国道路实现了从“革命”向“建设与治理”深度转型的理论自发与自觉。

从后现代主义到生命政治学的理论转向与范式重构

“生命政治学”（biopolitics）自20世纪70年代后期由福柯引入欧陆思想视域以来，在后现代主义激发的学术丛林中展现出独特的理论穿透力。该思潮虽植根于后现代沃土，却在阿甘本、奈格里、埃斯波西托及维尔诺等当代意大利思想家的接力下，演化为一场席卷全球的学术浪潮。在思想史视阈下，生命政治不仅是“后现代转向”后的又一核心范式，更通过对生物技术、生命科学及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深度解剖，成为贯穿近四十载欧陆哲学的一个关键轴心。

晚近生命政治更进一步发展为数字生命政治。数字生命政治的核心驱动在于全域性的“生命档案化”：现代治理术已从对个体生命的监控，转向将生命转化为可计算、可治理的“人口”数据。数字技术的指数级增长将这种档案化推向了极致，宣告了治理逻辑向普遍化算法机制的深刻转型。在此“算法秩序”下，治理展现出一种“算无遗策”的总体性逻辑。通过数据语法化，数字技术重塑了共同体的免疫边界，但也随之制造了数字时代的“余数生命”与“流众”。质言之，数字技术正从本体论层面重塑“人”的界定，驱动生命政治学向后人类视野激进跨越。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人类主义（一）：思辨实在论与“行动者-网络理论”

“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作为近三十年来极具渗透力的前沿思潮，随着人工智能议题的升温已跃升为显学。从思想史维度审视，“后现代主义”构成了“后人类主义”的学术先声，两者虽路径各异，却共同指向对传统“人”之界定（人文主义/人类主义）的激进解构。

在具体研究中，“后人类主义”可概括为三大范式：其一，“思辨转向”下的思辨实在论。以梅亚苏《有限性之后》为核心文本，旨在克服“关联主义”（correlationism）的迷思，力图突破康德式“哥白尼革命”所确立的人类中心主义限阈，探寻一种面向“无-人”之境的普遍性哲学。其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与新唯物主义。由拉图尔等学者提出，强调社会与自然界中的万物皆处于动态的关系网络中，非人类实体同样具备“行动效力”（agency）。这种能动性并非先验预设，而是在网络交织中生成的“内-行动”（intra-action）。其三，多元维度的“后人”理论。涵盖布拉伊多蒂的“可持续游牧主体”、沃尔夫的“二阶反思性”、哈拉维的“赛博格”以及海尔斯的“认知性非意识”等。归根结底，后人类主义在继承后现代对启蒙理性质疑的基础上，力求在技术革命的视阈下重新概念化“人”，通过去中心化手段重塑人类主体的界限。

从后现代主义到后人类主义（二）：元宇宙与生成式人工智能

近年兴起的“元宇宙”在本体论维度上绝非虚幻的“镜像空间”。相反，我们惯常寄居的“现实世界”相较于虚拟元宇宙并不具备更高的实在性；两者在感性经验的积累与现象学意涵上具有同质性。2021年的“元宇宙热”应被置于“资本世”（the Capitalocene）的逻辑闭环中审视：当行星尺度的资本扩张遭遇空间修复的极限，元宇宙被作为新的“外部性”推向台前，却依然难以对冲现实世界的末世性危机。这一本体论困局驱动我们重审现实的本原——世界是否本身即是一场大规模“元宇宙游戏”？其核心逻辑在于，“现实”与影像共构的“发光世界”同样具有建构性，它们并非封闭、决定论式的存在，而是一种“可变本体论”（a mutable ontology）。在此视野下，“世界生成”（worlding）构成了元宇宙的本体核心，并进一步诱发了对“量子现实”与“量子政治学”的深层探究：世界在本质上是不确定且开放的，所有能动者（人类、非人实体、亚个体）皆通过“内互动”（intra-action）共同参与“世界化成”（worlding）过程 。

以ChatGPT为代表的生成式AI正触发一场深刻的“知识形态”革命与“技术-政治”危机。它突破了以牛顿主义范式为基石的现代科学体系，开辟了另一种基于算法驱动、大数据预训练的非确定性知识模态。这种知识不再索求绝对的客观性，而是以概率分布重塑真理尺度。尽管技术已臻至“好到惊悚”的奇点，却深陷信任之壑；“价值对齐”与“可解释性工程”虽被寄予厚望，但信任的本质仍是政治智慧的根基性创制，而非纯粹的算法校准。随之而来的技术政治学判断是：算法权力正隐蔽地掏空民主的实质（民众统治），诱导我们滑向“后民主政治”的幽暗地带。面对人工智能这一“强能动者”，人类的立场不应是固守绝对控制的幻象，亦非虚无主义的退却，而应在于如何在后人类境况下，以政治性的智慧重配控制权，并重构人机共生的权力图谱 。

编辑 | 杨健 夏茸昱

审核 | 王曼

来源丨华东师大人文社科

编辑｜吴宗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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